Hyper，英文前缀，既有巨型、尖端之意，又暗含夸张和过度的意思，同中文里的“超”所指代的含混的定义一样，一面是超越，一面是过度。作为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主题出现的“超设计”（Hyper Design），把设计和消费文化的关系作为了呈现和研究的方向，在寻找设计的超越形态之外，也是对设计的过度发展现象的关注和反思。
这次的上海双年展邀请了九十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展，展出部分包括了“设计与想像”、“日常生活实践”、“未来建构历史”三个部分，策展人队伍由来自意大利的伽弗兰科·马拉涅罗（Gianfranco Maraniello）、英国的乔纳森·沃特肯斯（Jonathan Watkins）、美国的林书民、韩国的李圆一（Wonil Rhee）、中国的黄笃和张晴，以及助理策展人肖小兰组成。“唯从世界中结合自身者，方成一物”，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在《设计危机与使命》一文里引海德格尔的话说明他们的策展思路，从上海本土出发，引发对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
许江：上海和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时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想到设计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时尚，‘超设计’的真实意思其实是‘超时尚’，设计引领时尚，时尚引领消费，以前设计是回应消费和需求的，现在已经是设计引领消费，引领需求，跑到他们前面去了”，关于“超设计”的主题，许江这样解释，正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消费文化浸润的城市，需要追问时尚是什么。
当中国城市的变化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资源时，上海双年展已经可以作为一个范本反映现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某些方面。许江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他们的策展思路：以上海这个城市为母体，贴近中国的现实，贴近上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来以视觉的方式演练都市发展和人的生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贴近上海和中国的现实，带出来的就是一种自我的文化特征；而演练必然带出一些国际针对性的东西。
“有人说世界上40％的混凝土都倾倒在中国了，而上海承受了别的城市更多的混凝土。中国迅疾的发展必然引起国际化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只要关注上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城市建设的特殊的范本，这种命题一方面很容易带出一个很强的自我文化表达，又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思考的特定空间。”
从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开始，他们引入了国际策展人机制，希望为双年展寻求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每一届双年展的主题都带来整个中国关于这个领域的讨论，有时是一系列的延伸到今天的关注。许江说，“超设计”的“超”暗含了两重意思，一是超越，二是过量。在呼吁设计要“超”出去，我们是否消费欲求过度？我们的社会是否设计过度？
这样的切入点是许江和他的工作团队每次确定双年展主题时必然要考虑再三的问题，一方面对这个命题有一个正面的建设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包含着这个命题所有的自我批判的力量。
张晴：双年展的经营
参加过《第一财经》名为“头脑风暴”的现场直播之后，上海双年展办公室主任张晴有些恼火，“演播厅里的大部分人把双年展比做商品，要按照商品的营销规律去进行买卖，要对双年展进行价格和价值的估算，并像拍卖一样，卖出双年展的命运和灵魂”，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到。张晴说每做一次双年展都被人当成某一行里行家，这次又有点不同，除了认识了不少跟设计沾边的人，还不停地被跑经济的记者追着采访。
做了六年的双年展，身在其中，感受最深，双年展究竟该怎么营销，到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上海双年展的资金支持80％来自上海市政府，其余来自各国基金会、企业或者个人的赞助。基金会的钱并不好拿，有些国家的基金会只支持自己国家的艺术家，或者规定了最高限额，没有基金会背景的艺术家的制作经费只能由双年展来出，或者有时是策展人本人利用自己的资源，拉来大的画廊的支持。2000年时香港的梁洁华基金会曾经提出给他们三十万作为车马费，让他们到世界各地找来更大的钱，“按照我们的传统的概念，我们肯定不舍得这么花钱，还是把钱都用在展览上。后来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觉得他们的建议其实很有道理。”
“不过现在的组织情况也不可能完全按西方的模式走，我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国情和馆情。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一个契合点”，张晴说，其实他们很清楚融资是检验一个国际性双年展的重要依据，国际双年展动用的应该是国际资本，而不仅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现在他们和各大基金会的关系稳定，同时希望能找到更多民间资本的支持，“一切都以保持艺术的纯粹性为前提，你至少不能把双年展卖掉。”
这次上海美术馆对内部结构做了很大调整，整个设计由法国设计师重新规划，努力使得展厅的结构同“超设计”的主题契合，这在前几届还没有心力去做的事，终于在第六届有了一次尝试。配合双年展的纪念品的开发也是首次，图册、T恤，印有双年展标志的电话卡和纪念章，张晴他们也感觉到了细节之处对于一个国际双年展的重要。
在现场
奈良美智应该是这次双年展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家，所有记者手中闪光灯的焦点，这和他本人温和的气质到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矛盾。这次的上海之行是他继八十年代后第二次造访中国，带来的作品包括了十幅彩色铅笔画，以及一个大型雕塑，均以他经典的娃娃形象为主题。奈良美智在中国有大批的拥趸，那些忧郁，时而邪气的娃娃被无数人模仿。现在除了这些典型的娃娃造型，他也开始做一些摄影和录像作品。
陈幼坚这次担负起了上海双年展标志和图册的设计任务，这个来自香港的著名设计师这次也有作品参展，把几对商业竞争对手的商标和广告词互换，iPod和Microsoft，Nike和Adidas，CocaCola和PEPSI，KFC和McDonald’s，这些在商业上永远无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头，在艺术作品中却实现了这一点，这也许是对“超设计”一个最简单明了和略带嘲讽的解读。商业活和艺术创作同时进行的陈幼坚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得泾渭分明，同样是想像力，同样是在创造新的东西。拍照时他坚持站在艺术家马蒂尔德·特·海耶（Mathildeter Heijne）的假人旁边，右侧就是他自己作品里的大logo“soreal”。
其实就在9月6日双年展正式开幕的前一刻，大厅里还是一片兵荒马乱，“哪有不吵的双年展啊”，张晴说。艺术家和策展人，工人和艺术家，作品的位置，灯光的明暗，运输过程中的损伤，诸如此类，后来张晴定下了一条规矩，所有的艺术家要做任何的改动都先找自己的策展人，再由策展人把意见汇集到他这个总协调人，统一安排。公众走进美术馆大门看到的整齐干净的陈列就是这个经过了无数争吵和协调之后的结果。张晴说，开展后的第一个周末参观量超过了7000人。
这次和上海双年展几乎同时开展的两个亚洲双年展，光州双年展和新加坡双年展找到了上海双年展，希望可以形成一个亚洲地区当代艺术展的力量，共同分享资源。果然，这几天从光州和新加坡移师上海的参观者陆续到达，“这两个月亚洲热闹了”，张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