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同盟:此次您的执教50年设计作品展是如何策划的。
余秉楠:这个展览是清华美院视觉传达系主办的,一开始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也不太愿意搞,觉得很平常,没什么东西。后来系里谈到主要是为系里的学生能留下一些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不管东西多少,东西好坏,让同学们了解一下。我们那个年代从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经过文革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因为国家培养,我到德国去留学。在这么一个动乱的时期,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让他们了解一下。决定要做就应该是全力以赴的,我们准备了比较长,将近一年,从同意办这个展览,系里要经过院里的批准,然后把系里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都参与进来,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展览很重视,对于我本人来说也觉得挺感动的,大家这么重视。但是我总觉得会有很多遗憾,因为我们处的年代是比较动荡的年代,工作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所以会有些遗憾。自己总觉得不太理想,拿出来的东西,能够看得出来是有点落后的,不像现在的设计师的东西很符合时代的节奏。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让同学们了解一下,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
展览海报中英文字体为“友谊体”
视觉同盟:请您谈谈您设计的这套“友谊体”的字体设计?
余秉楠: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字体设计德国就很重视,这几十年来的经验,字体设计是一切设计的基础,尤其是平面设计。因为平面设计离不开印刷,离不开字体,同学们有很多基础课,学素描,图案,但是往往忽略了字体,而字体正好是平面设计的基础,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一些要素,一些规律,和平面设计是一样的。譬如对比、黑白、节奏这样一些平面设计的规律,在字体当中都能体现出来。但是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学校里面,甚至包括社会上,对字体并不重视,我们看大街上的那些商店的招牌,一般比较小的店,都写一写,错别字也挺多,写得也很糟糕。学校里的教育,对字体重视也不够,好像写上一个标题,一本书能够写一个书名就够了,再向下深入就不够了。反过来看我们的印刷品的字体,90%以上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可是日本又是从中国的宋版书,就是宋朝时代的一些木版书,把它拿去以后整理一下,就变成现在的铅字,销售给中国,中国自己没有人去做。所以这种情况很落后,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我们国家开始重视,文化部出版局,他们在上海、北京都成立了一些字体研究所,从事印刷字体的创写,这样有了中国自己的字体。所以从这两点来看,一个是它是平面设计的基础,再一个加上字体很落后。所以我差不多教了一辈子的字体设计,教了50年的字体设计,现在还在教。因此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我的一个重点,所以这幅字体是1960年写成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曲折。我刚去德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字体作为重点,主要是去学平面设计,后来到了这个学校以后,他们的书籍设计在欧洲是最好的,非常有名。这样正好教育部有一个留学生司,它的司长到那边看我们,在交谈当中谈到了这个情况,他就说好,这个书籍设计在我们国家是个缺门,我们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的地方,就学这个吧。这样一句话,我就学了书籍设计,到学校以后就让我写字,我很纳闷,写几个月,写的挺枯燥的。后来慢慢觉得静下心去了写着写着,从古代的罗马体一直写到现在的字体,等于把整个艺术史了解了一遍。
余秉楠教授与展览工作人员讨论展览策划
等到我写得差不多了,突然有一天东德的总理格罗提渥,他当时下来视察,视察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这个学校有三个中国留学生,那两个学版画的。视察到印刷工厂的时候,总理的秘书把我单独找到一个屋子里谈话,告诉了我一个情况,说格罗提渥总理在访华的时候跟周总理见过面,那时中国正在搞汉语拼音化,在谈话当中有意地提到想培养一个能够写拉丁字母的。这样我才明白这个任务是落到了我老师阿尔伯特•卡伯尔教授身上,然后开始有意识地在培养我写这幅字。所以这个“友谊体”就是这么出来的。为什么叫“友谊体”呢,因为从格罗提渥往下,一直到下面的工人,都非常重视。东德文化部拨了专款来生产这幅字体。当时我们两国的关系也非常好,为了体现这一点,所以就把它叫做“友谊体”。原来想1959年作为中国国庆十周年,作为国礼送给中国的。但是后来因为制作工艺比较慢,拖下来了。实际上是61年制作完成的,已经晚了2年了。一直到我毕业的那一年,1962年,我回国以后,这副字的铜模和铅字才送过来,通过中国驻德使馆交给文化部,文化部就给了文改会,文字改革委员会。但是不久就开始文革了,1966年开始文革,在这几年当中看到文改会并没有用这幅字来印什么东西。文革以后,我想他们不用的话我就要回来,要回来在我教学当中用。但是他们已经换了几届领导了,谁也不知道在哪儿,这幅字就这么消失了。到了1986年,我老师到工艺美院来讲课,讲课的时候,他知道这幅字没有了,我跟他说没有了。他就从他们学校印刷厂拿了一部分铅字来,送给学校。送的时候也是很慎重的,东德的大使一块儿来,交给我们院长了。但是这幅字没有过几年,在九十年代,学校把印刷厂卖掉,他们让我签个字,什么东西要留下的不能卖了,我第一个写的就是这幅字不能卖,最后还是卖掉。我听说以后,就马上去追,卖在郊区的一个社办印刷厂,追回来一部分,放在学校的地下室,后来中央工艺美院搬家到清华又找不到了,所以就没有了。幸亏我保存了原稿,要不然这幅字就没有了,此次展览中会展出原稿。
在2006年,北大方正看中了这幅字,他们跟我签了个合同,他们要做,真的动手是2009年开始的,今年全部完成了。今年我发现了德国和英国两家公司都做了这副字。这副字的特点,当时德国人很重视,所以1989年颁发“谷滕堡”奖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这幅字,评语里提到了,说它是中西结合,中国的书法和拉丁字母的互相结合。我当时觉得自己写我的,哪儿想这么多。我用的笔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钢笔写字,我是用一支毛笔,旧的毛笔削一削,削成笔尖一样这么写的。写的比较有弹性,他们说有点像中国书法的顿笔一样,重一点比较粗,轻一点就比较细。这幅字创作的时候有两个思考,一个是它在拉丁字母中最优秀的字体就是两千年前的意大利,在罗马有个纪念柱,是他们一个特拉雅努斯皇帝出征以后凯旋归来,修了一个纪念柱。柱子上面像盘龙一样的,都是战争的场面。下面有一个门可以上去,门的上面有一块石碑,上面的字把它整理以后,两千年来就像中国的王羲之的字一样,成了范本,这个我是参考的。主要是学他的宽窄的比例,另外小写字母也根据他历史上最好的一种字,是法国卡罗琳王朝时期的,叫卡罗琳小写体,也是小写体的典范,也是根据它的比例,参考了这两种字体,把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就变成现在的,“友谊体”跟这两种字体的比例是一样的。